走向未来，学校必须打破有关学习的五个假设 | 头条
photo by Nikken Sekkei
大多数教育工作者似乎在原则上并不赞同下面要谈到的这些假设。然而，学校系统似乎恰恰就体现了这些假设，所有人的行为仿佛也在默认这些假设是正确的——尽管它与人们自己赞同的理论、信念往往背道而驰。
我们中间究竟有多少人在学校里得知，自己不会画画？又有多少人记得，老师不许我们跟其他孩子一起唱歌，因为我们荒腔走板？要么就是有人说我们数学不行，或者英语不行？
我相信，我们之中没有人逃过被贴上各种标签的经历。事实上在我们的内心之中，一生都会背着这些评价的包袱——往往还会伴随着种种逃避策略，用来掩盖自己的不足。
这些伤害之所以出现，是因为整齐划一、符合规定乃是工业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之一。如果一条流水线产出的产品种类繁多，又难以预测，就会被看作效率低下。但是，这恰恰是自然界的运行方式：生成无限的多样性。对于标准化产品高度重视是装配流水线思维方式的内在特质，孩子们自然就被看作尚未成形的“原材料”，学校则把“原材料”制作成受过教育的最终产品。
耶鲁大学教授爱德华·乔伊纳将这种情境称之为学习的“问题视角”或缺陷理论——这也是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共有的一种态度：认为学校的工作就是弥补学生们自身的天生缺陷。
教育工作者当然不会到处演讲，宣传“问题视角”；但是由此成的刺痛，每一位小学生都有深切感受——这种感受自然而然地从对具体事件的判断，转变成对自己的总体评估。
photo by Peter Kogler
孩子在第一次测验中得了低分的时候，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不仅他们的答案是错的，而且他们自己也是“错的”；用不了多久，就变成了这样一种心理定势：“我不好。我有问题。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，我都不具备。”
孩子们的恐惧，被一个管理系统进一步强化——这个系统把单边的权力交给了教育“系统”，决定学生学习什么、如何学习，并且决定谁有权宣布孩子的成功与失败。难怪在大多数孩子的内心中形成了一个简单的结论：“我在这里不受尊重。”
孩子感到自己不被尊重，却很难跟成年人讲清楚。而成年人则觉得这很正常，因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也体会过同样的不被尊重的感受。
就在工业时代出现的那段时间里，自欧洲开始，育儿专家们开始将“问题视角”作为育儿学习的核心。许多19世纪的流行育儿书籍都谈到需要“挫败孩子的锐气和任性”，这样他们才会变得顺从。那个时代的专家有大量这样的论述，他们给父母的教导是，要“给孩子立规矩”，以植入一种“对秩序的热爱”。这只能通过“相当机械的方法得以实现。每一件事都必须遵守秩序和规则，孩子的吃喝、穿衣、睡觉，乃至其小世界中的所有一切，都要井然有序，绝不能因为孩子的任性或者心血来潮，而做出丝毫改变。”
然而适得其反的是，“问题视角”转移了儿童发展自我控制能力的重点——从孩子自主地逐渐形成自己的能力，转移到似乎需要成年控制和干预。不是通过让孩子意识到自主选择的后果的方式，去培育孩子的个人责任意识，这实际上就养出一种深层的受害感，并使孩子缺乏责任心。
问题视角假定：哪些地方出了问题，就需要修理。在考虑机器时候，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，因为机器本身不能自我修复。但是，这样的假设完全不适于孩子这样的生命系统，因为这些系统是自愿自主地成长和发展的。
学习在头脑中进行，而不是在整个身体中进行
最新研究表明，认知科学的新证据显示，“人类理性是动物理性的一种形式，与我们的身体以及大脑的特质密不可分”。
换句话说，人类认知的发展既涉及“心智知识”，更涉及“身体知识”。学习与行动是不可分割的——“所有的行即是知，所有的知即是行。”在这样的情境之中，知识不仅是在记忆中积累事实和理论的心智仓库，还是利用这些信息采取行动的能力。
实际上，那些事实和理论可能并非存储在我们的推理和记忆之中，而确实是存储在我们的身体之中。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怎样骑自行车，但没几个人能够理性地解读我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；同样，我们都知道如何说话，但我们不可能有意识地了解有关语言的所有规则和结构。
然而，虽然学习发生在整个身体之中，传统课堂教学却是基于这样的假设：学习纯粹是智力活动——只要大脑工作就可以了，身体的其他部分可以放在课堂之外。
这种过于强调智力的学习观念，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在传统学校教育中，相比其他科目，更强调数学和语言能力的发展。这是一个悲剧。因为正像霍华德·加德纳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，学习包含的是一个智力“频谱”，包括音乐、动觉、空间感、人际关系和情感等诸多方面的能力，以及思维的抽象符号推理能力。虽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才能和禀赋倾向，但在我们的个人成长发展过程中，每个人又都具备拥抱智能的整个“频谱”的潜能。我们从事的学习形态越多，成长也就会越广泛、越深入。
在现代课堂上，整个身体都参与学习的观念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曾经听过的一个美丽的故事，讲故事的维克托·魏斯科普夫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退休主任，举世闻名的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成员。
他对自己三四岁的时候，坐在钢琴下面听祖母弹奏巴赫名曲的情景，仍记忆犹新并娓娓道来。他至今还可以感觉到音乐从他身上流淌过去的感受。他说：“我就是在那一刻成了物理学家。”当我们假设学习仅仅在头脑中进行，大部分造就我们成为人的东西，就都被我们否定了。
每个人都是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学习
对于学校中的许多人来说，感受到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特的学习者，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期待。工业时代的流水线学校把所有学生都当作毫无差别、尚未成形的黏土，需要放到社会需要和课程体系规定的模子里塑造成形。许多老师熟知“多元智能”，以及不同儿童学习的多样方法。但由于处在各种压力之下，他们很难将其付诸实践。
事实上过去60年间，有关儿童发展、学习风格以及学习过程特征的研究，都有了突破性进展。所有这些研究工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：要理解、欣赏学习的多样性。有些孩子只有在移动自己身体的时候，才能学习；另一些孩子则需要安静；还有一些孩子需要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才会充满活力；有些孩子生性喜爱试验，总在自己鞭策自己；而另一些孩子，则需要外部挑战来帮助自己进步。
但是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，却在流水线式的课堂上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。一名教师，即使再加上一名助教，也无法满足他们面对的学习者的各式各样的需求，到头来便落入没完没了地维持课堂秩序的挣扎之中，难以自拔。他们竭尽所能，力图使同一科目适于不同的学习者，他们抽出时间，与那些心存不满的家长谈话。然而，他们还是陷入了两难之中：一边是僵化的教学流程，另一边则是坐在他们面前的各种不同的人。最终是双方都深感挫败的悲剧：老师要么放弃，要么就在应付中筋疲力尽；为数众多的孩子要么被冷落在一边，要么就被迫用对自己学习潜力造成极大损害的方法去学习。
有一位老师曾经对我说，她的班上有18个孩子，其中15个存在各种不同的“学习障碍症”。这个说法的真实含义究竞是什么呢？
从老师这方面讲，我相信这是挫败感的表达，是悲哀地承认自己不能满足孩子们的全部需要。但是，一个班级里六分之五的孩子都“不正常”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这岂不是也在问，究竟“正常”是如何定义的呢？
所以，在诊断不同种类的“学习障碍症”方面，教育工作者变得越来越老到。但是，真正需要的帮助，难道不是从根本上重新设计工业时代的课堂吗？难道我们不能怀着帮助所有学生的抱负，创造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校，让老师成为设计师、催化师，而不是注意力的中心和知识的提供源头吗？
流水线式学校与孩子的多样化学习方式之间，很难有共同之处，这带来了巨大而现实的挑战。很多家长感到深陷困境、无计可施。很多教师也是如此，他们竭尽全力维持对课堂的控制，虽然教室里坐满了迥然不同的学习者。
这种“所有人都用一种方法”的课堂模式，似乎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学生开始上学后没几年，就渐渐失去了在学校中学习的动力。当学生们意识到，在这个环境中自己不在受人青睐之列，最初的兴奋就消退了。很多孩子对于被迫与同伴以分数相争，心存厌恶。无论他们与学校渐行渐远的原因是什么，那些适应了机器时代课堂的学生中没有他们。
学习的地点是在教室里，而不是在大千世界中
工业时代的学校把教室放在学习过程的中心位置。然而，真正的学习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情境之中，而且每一次新的学习产生的长期影响，都取决于这次学习与我们周围世界的关系。
然而，由于以课堂为中心的学习模式成为主宰，孩子们在生活中体验学习的许多其他场所，比如游乐园、家庭、剧院、运动队以及街头巷尾，全都失去了价值。一个孩子生活中的每一个关系，都承载着一个潜在的学习方向；孩子每做一件事，都可以以学习的心态来完成。然而，以课堂学习的视角来看，这些场所基本都不在学习范围之内。
当然，多数教育工作者对此都有所了解，对于学习的种种环境条件也有所认识。他们知道运动、音乐、艺术和剧场的重要性。但是一旦出现问题，以教室为中心的铁腕手段就会显露出来，占据主导地位。当面临预算压力的时候，艺术课和选修课往往是最先被“拿下”的。
即便到了今天这个时代——无论身在何处，人人都可以越来越成本地享用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，而且许许多年轻人的沟通与生活方式就这样被塑造成形——传统教室的地位不知为什么仍然无人质疑。
我并非建议我们大家毫无保留地支持电子媒体——包括互联网、多人游戏和脸书，把它当作万灵药，医治放弃学习的学生们。我只是认为，有必要做这样的探询：如果课堂真正是为学习而设计，并且是众多的学习场所之一，那么这个坐满了孩子和成人的课堂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有些孩子聪明，有些孩子愚笨
学校里只有两种孩子：聪明孩子和笨孩子——这恐怕是工业时代学校中影响最深、危害最大的假设了，前面四个假设的叠加影响在这个假设中也可以看到。在这个假设中，在学校里表现出众的，就是聪明孩子；而表现不突出的，则是笨孩子。
在“聪明孩子和笨孩子”的假设中，有两个截然不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：一个是在学校中的成绩表现，而另一个则是人类固有的多样化能力。我们经过多年熏陶，已经习惯以固定类别去思考问题了，因此按照我们的意思给孩子归类，贴上标签，再自然不过了。
但是标签会迅速变成“自我实现的预言”。当老师把一名学生归为能力差的一类，并以此对待这个学生，这个学生就会逐步放弃，成绩确实就一直好不起来了。这就是心理学家罗伯特·罗森塔尔的观察。他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，老师贴的标签影响了孩子的成绩，而孩子的成绩又反过来强化了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。
photo by Роман
“聪明孩子和笨孩子”的假设在我们的社会中根深蒂固，以致我们很难想象出这个模式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模式。然而，替代模式其实就在我们的面前：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具有独特的禀赋。任何一个社区是否可以健康运行，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开发每一个人的禀赋。当我们怀抱初生婴儿的时候，看到的不是“聪明孩子”或者“笨孩子”，我们看到的是生命自我创造的奇迹。这种意识的丧失，是我们被迫为现行教育系统付出的最大代价。
（本文摘自《第五项修炼·知行学校》，中信出版社2018-07，有删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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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编丨邹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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